近日读了沈从文写于1935年3的《桃源与沅州》，文中记述在桃源的见闻，在一个名为“后江”的地方，住下无数公私不分的J女，有些人家，在菜园的平屋里或是空船上，使用下T安慰军政各界以及往返沅水流域的各色商人、路人，“地方虽脏倒富有诗意”，县长是个读书人，早就知道这是在没有郡县以前就有的古老职业，取缔不合“风俗”，便定下制度，向这些人收取“花捐”用于地方行政、保安或城乡教育经费。
花捐就是对J女征收的捐税，用于教育的做法在民国时期广泛存在，只是各地的税名不一。1936年，广东财政厅曾制订《广东省各县市筵席捐章程》，规定将所收上来的脂粉钱用以兴办大学，发展教育事业，“此项筵席捐饷及按月饷款，应以三分之一解厅拨充全省体育经费，其余三分之二内，以三分之二解厅拨充中山大学经费，余三分之一除办期末月扣，抵按饷一个月，免予拨县外，其余各月均照案拨充地方教育经费，仍将按月拨县银数取具印收缴厅查考”。民国时期，人口已达四亿，风雨飘摇的民国政府已无力应对教育支出，只得求诸于J女的下半身，中山大学能有今天，仰仗J女的贡献。
大约同一时期，民国北京市政府公布《J女捐征收细则》，根据等级，明确J女交税的数额：一等昌J月捐4元；二等昌J月捐3元；三等昌J月捐1元；四等昌J月捐0.5元。这些税额在当时是什么状态呢？沈从文在《桃源与沅州》中有所描述，“看中意某一女人时，问问行市，花个三元五元，便在那万人用过的花板床上，压着那可怜妇人放荡一夜”，“她们的收入有的一次性可得洋钱二十三十，有些一整夜又只得一块八毛”。从二十年代中期一直到三十年代末，全国物价大体平稳，据1934年7月1日出版的《劳工月刊》载文指出：武汉一般工人的月工资平均15元。大多数女工的工资平均20元。 《文化人的经济生活》一书则提到：1929年，每块银元兑换三百个铜板，一两个铜板可以换一只鸡蛋。按照这个标准换算成当今的购买力，一银元相当于现在的450元。
花捐也好，脂粉钱也罢，全国各地都征，只不过“花捐”名字更雅致些，从这点看，相比于广东，沅江的县长确实有文化，只不过将花捐用于“地方行政、保安”，有改变专项的嫌疑。广东虽然有三分之一的脂粉钱用于体育，如果教、体不分家，应该还是教育之列。沈前辈是文章大家，创作了大量湘西题材的文学作品，他已成为湘西的文化符号，但他委屈了县长，不应把“花捐”的创意落在县长头上，县长只是执行自上而下的财税政令而已。
从“后江”菜园、广东的《章程》以及北京的《细则》来看，在民国时期，J女职业不仅被允许，应该还是各级地方重要的财政来源。想要成为J女，填一份“J女申请表”，“谨呈XX警察局转呈XX市政府”即可，虽然格式不尽相同，一些主要信息不变，如姓名、年龄、籍贯、住所、为昌原因、有无丈夫及亲族、是否自愿等，从《桃源与沅州》一文所述，“后江”一带性交易十分发达，“J女的数目占城中人口比例数不小”，“他们年龄都比其他大都市更无限制，有些人年（纪）在五十以上，还不甘自弃，同孙女辈来参加这种生活斗争，每日轮流接待水手同军营中伙夫。也有年纪不超过十四五岁，乳臭尚未脱尽，便在那儿服侍客人过夜的”。有媒体报道，在福田区香蜜湖社区居民周焕斌家发现了一份民国时期《J女办理许可执照申请书》，该申请书还配有一份保证书。从泛黄的申请书可以看到：民国35年，籍贯山东的25岁长春姑娘张桂莲沦为昌J，“为昌原因”一栏写着“被贫所迫”；在“有无本夫及亲族”一栏填了“家有幼弟”，其从业地点为长春市桃源路26号怡春堂；在申请书左上侧，写有“谨呈长春警察局转呈长春市政府”字样，下方则贴有张桂莲的黑白照片并按有其手印―――照片中的人看起来眉清目秀，齐耳卷发还算得上时髦。在保证书上，有铺保、铺保经理、乐户、乐户经理等机构和个人的担保，也有张桂莲本人的署名。保证书的大概内容是：“保证书人保得J女张桂莲愿在本市乐户怡春堂从业，在从业期间绝对服从政府命令及一切规章。如有违反命令和一切不法行为时，由保证人负全部责任。”乐户是民国时期对J院的别称，J女从业时需有第三方保证人和作保的商铺，J女也有较严格的从业规则，民国政府要从中牟利。张桂莲应该是由于家贫且有幼小弟弟需要抚养，才被逼走上卖身之路，透过泛黄的表格，看到旧社会生活在底层的女性所受到的制度性压迫。
J女行业起于何时，无从考究，沈从文是历史文物研究家，他所得出的结论是“没有郡县以前就有的古老职业”，性者，人性也，也就是人之本能，由此推断，“性交易”的起源应与原始社会的货物交易同步或是更早，但以立法的形式让其合法化，并从中抽取捐税的做法是可以查究。宋朝王安石变法时，为提高国家的财政收入，实行国家“官卖酒”制度与昌妇结合，“设一酒厅而置酒肆于谯门……命昌女坐肆作乐，以蛊惑之”，以昌J卖酒，吸引了富贾士绅到青楼消费。明朝建立以后，朱元璋在南京建立富春院，设立十四青楼，“皆洪武初建楼，每座皆六楹，高基重檐，栋宇宏敞，各颜以大书名扁，与街坊民居秩秩整栉，四方客旅以公事至者，居以客店，又置诸楼各在市阛辏集处（còu jí，聚集的意思），以为客旅游乐憩息之所，柔远之道备至无遗焉。”
新中国建立后，一切权力属于人民，这种新型的民主制度，充分尊重和保障人权，卖淫不仅对妇女人格和肉体造成侵害，也不为社会主义制度所允许，J女改造运动迫在眉睫。1949年11月21日晚，北京一夜之间封闭了全市所有的J院，并对J女进行集中收容改造，这种断然禁昌的方式，被称为“北京方式”。自此，全国各地政府对旧社会遗留下来以卖淫为生的妇女，通过封闭J院和收容、教育、安置等方式，帮助她们转变思想和改变生活方式，成为独立、自由、平等的劳动公民，到上世纪50年代中期，在文明古国绵延数千年之久的卖淫嫖昌活动基本绝迹。
随着改革开放的纵深发展，绝迹已久的“小姐”行业有所抬头，在沿海发达城市尤甚，虽然不被法律制度所允许，但确已存在，近几起年来，历次扫黄打非“雷厉风行”，但一阵风后，仍然会有抬头，只是更加隐蔽，因此，对于持续的成效仍待继续观察。不久前，连云港市公安局海州分局女辅警许艳（借性关系为名）敲诈勒索案近日在网络上曝光后，引发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，新华微评对此事进行了评论，也由此引发对于是否开禁“性工作”的讨论。
对于许艳，应该是个例，但类似的“辅警”和类似的“多名领导”，在我们生活的周边，到底有多少，因为事关隐私和法律的禁忌，永远不会有详尽的调查报告或统计数据呈诸公众，但我们不能以掩耳盗铃的思维和逻辑处置这一事实。在目前的世界各国，对于性工作，有开放的，也有禁止的，国情社情不同，法律的规范自然也不尽相同。在不设其他条件的前提下，假若社会财富分配均等，就业机会公平充分，教育资源分配均衡，社会救济的云朵能前覆盖每一个体，那么对于性交易的严令禁止应该是理所当然，也应该是可以理解的，但这些假设的条件能够成立的可能性有多少呢？答案不言而喻。
性，为人之本能，如果不涉及犯罪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，性交易的开放，不是男权社会的标志，恰恰是给予弱者最后的救济，也是上帝给予人类最为慈悲的安排，如果不是生活所迫，没有哪个女性甘愿堕落。对于一个光棍，愿意使出整日在建筑工地的疲劳或体力劳动之所得，去到并不干净的桥底下或是如沈从文在文中所说，“便在那万人用过的花板床上，压着那可怜妇人胸膛放荡一夜”，从人性的角度而言，法律不应深度干涉。
有光棍，就有性交易，有需求，就会有性提供，不管如何取缔，只是增加交易的险，断然不能阻断供需的链条，不仅如此，还会衍生其他的社会问题，比如：腐败、强奸或其他领域的犯罪。我国现阶段，性别比例失衡，早已成为客观现实，男多女少必将引发社会问题，性交易的禁止，只会让这类问题更加突出。
香港的色情业并不合法，但香港的管理者表现出对欲望与谋生的尊重，在法制的前提下，默许色情场所存在，如此做法值得借鉴。香港《刑事罪行条例》第137条规定：“任何人明知而完全或部分依靠另一人卖淫的收入为生，即属犯罪，一经循公诉程序定罪，可处监禁10年。”《刑事罪行条例》第147条：“任何人在公众地方或在公众可见的情况下，为不道德目的而唆使他人，即属犯罪。”这就是港人俗称的“不得依靠J女为生”法例，对该《条例》的解读有三层意思：一是不禁止成人之间的有偿性行为；二是若有第三者通过他人的性交易而获利，比如组织管理者、皮条客等，属于违法。三是主动交易属于违法。因此，香港允许“一楼一凤”存在。所谓一楼一凤，是指一个单元里面可以有一名女子从事性交易，这名女子被称为“凤姐”。但如果一个单元里有超过一名女子从事性交易，即“一楼多凤”，她们将被视为卖淫集团，属违法，该单元将被视为卖淫场所，纳入警方清扫之列。
香港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地区，能够持续长达世纪之久的繁荣，有很多的因素，但在对待性交易的管制上，还是不乏人性的光芒，否则，香港不”香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