风烟已过忆曾经——记我的卖包生涯
袁国屏
（一）春风又绿江南岸，母亲殷切盼儿归
1977年正月，我们以送母亲去鸭田公社古同大队的妹妹家养老为由，偷偷将老母亲接到北大荒。**辞世后，“阶级斗争”的口号慢慢淡化下来，几亿双勤劳的手终于给松绑了，也终于获得了劳动的自由。在新形势面前，母亲急不可待地执意要在分田之前赶回高平，但我和弟弟两家人不敢贸然采取行动。商量过后，1980年3月，弟弟国隆单独把母亲秘密送回妹妹家。所以第一次分田地时，只有母亲一人分到了田土。那之后，年事已高的老母亲便一直催我和弟弟两家人迅速回家，希望儿孙们能同她一起欢度晚年。架不住老母亲频频来信催促，我决定先回老家打探一下风声再说。于是，我在1982年只身回到上黄村，特地登门拜访了***，先看他的态度如何。
“国屏老弟，你们兄弟俩快回来吧！你们不回来，我心里总是不安。有人说，你们兄弟俩是被我们赶出去的，我一直背负着如此的罪名……现在搞改革开放了，已经不搞阶级斗争了，我们要团结起来向前看……抛弃前嫌……”***一番推置腹的话，着实让我如沐春风。我与***本来是一大家子的兄弟，但在“阶级斗争”理论的狂热驱使下，我们竟成了“不共戴天”的敌对双方。他剥夺了我们兄弟俩一切出人头地的机会，让我们不能读书、不能从军、不能学手艺。他这么做，其实是惧怕我们今后翻身，混出个人样来。我从九岁开始就陪母亲挨批斗，十四岁便以“子顶父职”之罪名被投入牛棚，与那些老五类份子享受同等待遇，直至我携弟逃亡到北大荒，从此隐姓埋名苟活着。这与***对我的“特殊关照”是有必然联系的，他当年坚决不允许我去学医，也不允许我兄弟俩出去给队里搞副业（做篾匠、弹匠）。我花了一个月时间偷偷学会了弹棉花，大队干部提出，每月上缴30元，就可以出去搞副业。后来我又私下教会了弟弟国隆，这样我们就成了搭档，开始走村串户给人做棉被了。
1983年秋，我和弟弟国隆携带家眷返回高平上黄村。通过当年的侯田公社党委会和高平区委会两级政府的调解，我们要回了被生产队没收的房屋。后来在公社领导指示下，在队长的主持下，从各家各户分得了一点边边角角的土地。
（二）改革春风吹满地，从此我是卖包人
1984年，高平已经出现了卖包这个副业，小弟国隆也参与其中。但我和爱人陈银华仍然去了北大荒，处理房子事宜。再回到家乡时，听闻乡亲们畅谈在外卖包的种种趣事，甚至有人说卖包比做手艺强，于是，我也放弃了重操旧业的想法，决定尝试一下卖包。
1985年刚过完元宵节，那些已在卖包行业有所斩获的乡亲们跃跃欲试。小弟国隆已卖过几次包，对进货渠道了如指掌。于是，我带上几百元，跟着弟弟国隆一起往邵东进货。
第一次卖包是在昆明，那里气候温暖，且二伯的二儿子袁珍也正在昆明地质局工作，顺便也可拜访一下。进好货后，物流是最大的问题，因为火车站的承载能力有限，货物如果当天没发出去，必须等到第二天或第三天，有时还要改去廉桥站托运。我们到了昆明后，货物还没到，只好先在旅舍安顿下来。第二天，我们取回了货物。熟手们向我们这些新手传授基本经验和技巧，比如包的成本价是5元，必须以它的5倍来喊价，慢慢跟顾客讨价还价，一番拉锯战之后，哪怕对方砍价一半成交，最终还是稳赚。就这样，我在不断摸索和学习中前进。
原来已经有十多个人在此卖包，我们一来，竞争加剧。协商后，最终决定分兵三路，一路去下关，一路去丽江，一路去大理，老手新手自愿搭配。我们一队有六人去了下关，在下关卖了几天后，又去永胜，听说那里搞物资交流会，卖了两天后又去了元谋——那是出土元元谋人化石的地方，可惜我们不是考古学者，对此并不感兴趣，也没有那份闲情逸致，我只是 170 万年后路过此地的一介卖包讨生活的“袁某人”而已。看着手中的货物卖不出去，心中难免产生愁绪，都担心这样卖下去，不知要卖到猴年马月！在元谋卖了几天后又辗转去了富民县，这是回昆明的必经之路。卖了几天后，手上的存货已经不多，打算在昆明把剩货卖完再回家。后来，有人出主意去玉溪看看，在那里，总算照本处理完剩货。五十多天时间，我们在云南腹地不断穿行，一边卖货，一边领略了当地的民俗风情。货卖完后，我们终于卸下重担，归心似箭地登上了回家的列车。回到家后，大家盘算起此行的收获，有赚钱的、有保本的、还有亏本的，我扣除了成本外，还赚了50多元钱，除去生活开支之外，每天约赚了一元钱，打响了卖包生涯的第一炮。就这样，我正式踏入了卖包洪流之中。
（三）桂林卖包行愈远，生活诗意两不误
第二次卖包是在桂林，“桂林山水甲天下”人尽皆知，但从未有机会一览桂林美景。我们十多个人进好货后，怀着赚钱兼观景的愉悦心情，登上了去桂林的列车。我与妻子陈银华到达桂林后，找好旅舍，取好货物，第二天开始卖货。昆明卖货后，之前积累了一些经验，特意选择人多的地方比如汽车站火车站去卖。但车站有保安人员的驱赶，只能见机行事。我采用他进我退、他退我进的办法与之周旋。来桂林之前，还想着顺便游玩一下，等到身在桂林，又有谁舍得抛下手头上的生意去看风景？最后只能望着独秀峰兴叹！卖了几天后，桂林城市场供过于求，我们决定离开桂林，将货物托运去了蒙山。正是：“未到桂林想桂林，闻名山水入胸襟。此身不是闲游客，放弃来玩那颗心。”
来到蒙山时，已有三个老乡在此卖包。据他们讲，这里的生意也不好做，总是卖不动。但既来之，则安之，先卖几天看看。卖了几天后，总觉得不理想，又想换个地方。于是，我和堂兄商量后又去了钟山，这里暂时还没有人卖包，终于安下心来准备把剩余的货在此卖掉。由于货品不全，只能低价甩卖，堂兄甚至把他的剩货照本金转手给我俩。处理完所剩的包后，终于登上了钟山至桂林的客车，我才有心情观赏车窗外的风景。原来广西境内的山水确实与众不同，只见独峰耸立，不像我们高平四周的金凤山、高凤山、龙凤山、山谷寨、十重大界那样连绵不断。正是：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！没想到那山那水，竟成了尔后的旅游胜地。
（四）不换地方换思想，初尝硕果展笑颜
云南和广西我不想再去了，第三次准备去四川方向进发。进货后，我将货发往重庆，人也很快到了重庆。下车后，跟卖包的老乡一打听，才知这里已有三十多人卖包了。我们决定趁还没取货，把货再转运到宜宾市。来到宜宾后，大家一改以前背在身上卖包的习惯，开始用扁担挑着卖，这样可以多拿货，且挑着比背着轻松多了。我们也总结出了老是挪地方的弊端：一换地方，人要车费，货要运费，得不偿失。于是决定不换地方，坚决把货卖完了才离开。由于这一次没有随意换地方，总体收入比前两次要丰厚多了。不换地方换个思路，我们第一次尝到了赚钱的愉悦。
与尔后开卖包店、批发店、制包厂相比，早期卖包的开拓者们是备尝艰辛的。由于资金短缺，大家往往都是几百元起家，慢慢积累才形成后来的大老板。记得当初卖一种箱子包，进货时外壳与里边的钢板、纸板都是分开的，出售前要临时组装。所以晚上卖完货回到旅馆，就要叮叮当当地组装第二天要卖的货物，有时要搞到凌晨两三点才能睡觉，天刚亮又要出发了。卖完货后如何将现金安全带回家也是一个很大的难题。那时市面上还没有50元和100元的钞票，带一千元在身上，鼓鼓囊囊一大包，很惹人注目。那时治安非常乱，拦路抢劫的事经常发生，火车上汽车上扒手随处可见。他们总是趁人疲劳打瞌睡时下手，身边人即便发现了，也不敢吱声提醒。因为扒手们都是团伙作案，手里拿着小刀不断晃来晃去，威胁旁人不要出声。为了把钱安全带回家，大家只能在内裤上缝上一个口袋，将钱藏在贴身处。邵东人还曾用人造革制作出一种空心皮带，装上一条拉链，把钱塞满后拉上拉链，穿在裤腰上。可时间一长，这又成了公开的秘密了，一旦被人劫持，首先要你脱下皮带。有些胆子大的人，采取另一种方式，将钱塞入进货的麻袋里，将麻袋若无其事地放在座位下。最危险的地方往往也是最安全的，这种方式几乎屡试不爽，但需要有强大的心理素质支撑。那个年代，不但赚钱难，守钱也不易！这是那些卖包开拓者们的必修课。
（四）放弃卖包变职员，且把闽南当故乡
听一些在福建龙岩卖包的老乡说，那里卖包的大环境还可以。所以我们十多个人又进货出发了，考虑到龙岩已有很多人在卖包，于是将货物发往龙岩附近的漳平县。在那里卖了一段时间后，其它人都撤了，只剩我们夫妻仍在坚持。那时去龙岩那边赶场，从白沙赶完场后，租拖拉机进万安，再到梅村。梅村曾经是闽南革命老区，森林资源极其丰富，老百姓单是卖木材收入就不少。因为路途遥远，龙岩市内的人很少来此赶场卖包，没有同行竞争，这里成了我个人卖包的福地。我四天赶三个场，能纯赚300元。1986年，我与弟弟国隆一起盖了村里第一栋最具规模的红砖房。从1985年到1990年五年时间，除去所有开支费用，我们竟存下了两万多元（那时万元户屈指可数）。
钱财不断累积，也让我们害怕起来。祸福相依，我们总担心钱赚多了不一定是好事。1989冬，我收到了老朋友彭杰华先生的来信，他已在一家台资企业任职，公司需要一名管理人员，彭先生问我是否愿放下生意去任职。接信后真有点拿不定主意，因为漳平去漳浦很近，心想先去公司考察一下再说。通过了解，管理人员试用期内每月工资200元，还要扣伙食费。当年普通公职人员的月薪是48元，与他们相比，薪水还是高了许多，但与做生意所得没法相提并论。我四天赶三场，就稳赚三百元，这比打工一个月的收入还高。回到漳平后，我跟爱人商量，到底去不去？此时爱人已经怀上了小女儿静霞，她挺着个大肚子，挑着货物在大街上行走零售，实在多有不便；有时还要面对城管的驱赶，总觉得下作，被人轻视，没有人权。权衡再三，我们放弃了卖包，成为打工大潮中的一员。
进厂后，我从一个普通的管理员做起，到股长、课长，再到公司副经理直至退休，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，品尝了打工生涯的苦与乐。打了三年工之后，那些曾经走街串巷的卖包人，丢掉肩上的扁担，租店当起了老板。高平卖包的群体中，资金实力雄厚的成立了批发部，还有的创新办起制包公司，生意越来越红火，形成了产业化。
现在，高平峪里的大老板遍布全国各地，已经从制包产业向其它领域过渡，事业越做越大，贡献也越来越大，有的人已成为民营企业家。老夫曾是卖包的亲历者，也是这段历史的见证者。卖包人从最开始的肩挑手提沿街叫卖，到现在的皮包研发生产销售一条龙，有的甚至实现了出口，这一过程多么令人百感交集，回味无穷啊！
作者简介：袁国屏，字散人，号“江湖散人”“中原散鹤”“衡峰归雁”，1984年返回故乡。系中华诗词研究中心第一批研修班学员、国内十多家诗词学会会员、多个诗词研究会会长。已出版个人诗集《散人吟草》两集，另出版《散人吟草手稿》一卷（即诗书法作品），在历次的诗词大赛中，多次荣获一等奖、金奖、特别奖，是一位实实在在的现实主义草根诗人，其生平事迹已入篇《世界名人录》《中国文化名人录》有部分作品已被联合国和平书画院收藏。
来源：高罗人网